1962年4月，两份由从新疆发出的申请报告摆在了毛主席面前。

报告的申请人，是新疆军区的两名副参谋长：祖农.太也夫、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

这两位开国少将同时申请要前往苏联。

而就在报告传到北京之前的一段时间，与苏联哈萨克斯坦接壤的新疆塔城地区，已有数万边民出逃至苏联。

新疆地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面对报告，毛主席面色沉重，“人家已经把手伸进我们的军队里来了。要我看，愿意走的不要强留，我就不相信那边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央的很多其他领导并不同意毛主席的说法，他们认为还是应该做工作，尽量让那些人留下来。

毛主席说：“现在的情势比较复杂，他们是看不清楚的，跟他们也讲不清楚。但再过20年，也许30年，大家都会明白的。”

随后，毛主席又补充了一句：“对于愿意走的同志，不仅不要阻拦，还可以开欢送会嘛！”

申请报告很快得以同意的批复，果然举办了欢送会，会上没有人说话，气氛冷冷清清，同志们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走。

欢送会结束后，祖农和马尔果夫两名少将，以及新疆军区共计四十多名校、尉级军官连同他们的家属，同时脱离中国，前往苏联。

4月—6月，随他们一起离开中国前往苏联的，还包括塔城、伊犁地区的六万多边民。

一.历史背景

塔城和伊犁两个地区，位于中国新疆的西北边陲地区，与前苏联哈萨克斯坦相邻，民族成分复杂。

因政治以及地理因素，边民跨越边境迁移的局面已经持续了近百年。

这次边民大规模出逃，其主要借口就有一条：他们的祖上是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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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纷纷来到中国，争先恐后的想要啃一口大清朝的血肉，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沙皇俄国在内。

沙俄为了缓解其土地广袤但人口稀少的局面，对中国新疆的人口十分觊觎，一直想掠夺中国人口。

1864年，新疆爆发叛乱，企图从大清的统治中独立出去。

与清朝接壤的浩罕国（今中亚部分地区）得到新疆穆斯林的求援信息，遂出兵新疆喀什。

浩罕国军队的将军阿古柏率军进入新疆，迅速占据了大半个新疆，自立哲德沙尔汗国。

1871年，沙俄出兵浩罕国，浩罕国灭亡，大量军队和国民逃往中国新疆，投奔阿古柏政权。

于此同时，沙俄又出兵侵占了新疆伊犁地区。

1875年，清政府令左宗棠挂帅西征，打击阿古柏势力。

1877年，阿古柏政权覆灭。

趁着得胜之威，清政府又要求沙俄归还伊犁，双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

条约规定，沙俄需在1882年归还伊犁地区。

沙俄在撤离之前，各种造谣，声称清朝回到伊犁后，将会对伊犁当地进行屠杀报复，会禁止信仰伊斯兰教，还会吃人肉。

目的就是怂恿和胁迫当地人迁往沙俄。

三年时间，被沙俄诱骗、掳掠的新疆人口达到七万之众。

❷

1912年前后，因沙俄内部的民族压迫，近两万哈萨克斯坦牧民迁移到新疆伊犁地区。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萨克人因不服从沙俄的征调而受到迫害，有近10万人迁移到塔城、伊犁等地。

之后一直到1930年左右，依然有不少俄国牧民逃入新疆地区，散居在北疆一带，人数无法统计。

（图片来源于网络）

至1933年，盛世才统治新疆期间，便对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发放公民证，定他们为“归化族”，从法律意义上赋予了他们中国公民的身份。

这些人当中，实际有很大一部分是既持有苏联护照，同时又有中国公民证的双重国籍者。

这也是后来这些人选择出逃的主要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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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中苏成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十分亲密。

1953年，为了开垦国内的大量荒地，当时刚刚上位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便希望中国能够动员新疆侨民回国，参与苏联的国内建设。

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苏联的大力援助，也只能答应。

这就导致了新疆西北地区的民心浮动。

实际上，当时的中苏双方都是处于一种十分矛盾的心理。

中国必须要答应苏联的要求，但同时也会尽力的少迁走一些人，以免新疆出现人口劳动力的严重缺失。

苏联对于人口十分渴望，但又怕过多有中国背景的人口涌入，导致其国内不稳，但国内建设又确实需要大量人口。

于是，在苏联看来，在新疆的苏联侨民才是最好的人口来源。

因为这些人与苏联中亚地区有着相同的血缘、宗教、文化、语言，对中国没有认同感，同时又对苏联的强大富裕十分羡慕。

但是中国虽然表面上十分配合苏联，实际上对于侨民返回苏联是十分谨慎的。

返回苏联的侨民数量十分有限，完全不能够满足苏联的需要。

于是苏联就搞起了小动作，秘密发展新疆的哈萨克人，在新疆宣传苏联的优厚政策，并向当地居民发放侨民证，承诺只要他们到了苏联，就会立刻给予苏联国籍，发放布匹、奖金等。

很多拥有中俄双重国籍的新疆人也是无比崇拜苏联，他们在新疆境内搞串联，怂恿发动他们脱离中国。

这项工作实际并不难，因为当地的哈萨克人本就未能融入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境内还有他们的亲人，以及相同的文化认同感。

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有很多哈萨克人，维吾尔人，塔塔尔人选择非法出境，逃往苏联。

这些非法出境活动的组织者，也有不少是在中国新疆政府内任职的少数民族官员。

其中就包括新疆军区的两名副参谋长，祖农和马尔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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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农.太也夫（图片来源于网络）

祖农.太也夫，维吾尔族，时年43岁。

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图片来源于网络）

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塔塔尔族，时年39岁。

二人当时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

1944年，新疆爆发苏联支持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二人都参加了革命。祖农还是新疆民族军副总指挥。

1949年，民族军接应解放军进入新疆，在乌鲁木齐与一野会师。

可以说，在新疆解放上，祖农和马尔果夫都是对国家有大功的。

因此在1955年大授衔时，考虑到民族团结，对少数民族有功之人特意照顾，祖农和马尔果夫都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马尔果夫当时只有32岁，是开国最为年轻的将军。

这二人的民族家庭出身，实际上都有俄罗斯背景，他们都是当年俄国侨民的后代，拥有中苏双重国籍。

在1960年前后，当时中苏交恶，关系破裂。

祖农和马尔果夫在前往哈萨克斯坦出访探亲过程中，与苏联当局进行了接触，被发展为重点工作对象，要求他二人回国后，进行鼓动边民出逃苏联的工作。

二人回国后，以调研为借口在各地进行煽动，纠集拉拢了不少边民，组织策划外逃。

同时苏联还通过电台、特工秘密潜入等方式，在新疆进行反中宣传，大肆攻击中国政府的政策，激化边民的不满情绪。

祖农和马尔果夫经常与边民进行交谈，说苏联如何是一方人间乐土。

“只要进入苏联境内，沿途会摆满牛奶和面包进行迎接，会免费分发牲畜、金条。苏联已经搭设了大量的毡房，供大家免费居住，粮食和土地都是免费的，只要回去，就会立刻发放。”

大量的牧民被蛊惑，他们心情激动的夜不能寐，做梦都想着能去苏联天堂享福。

1962年，恰巧塔城地区遭遇春荒，边民们的不满情绪更甚，终于将要演变成为一场规模空前巨大的出逃。

二.大规模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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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4月初，最靠近苏联的塔城县开始出现小规模零星出逃事件。

因为以往也会时不时发生此类事件，所以也并未引起当地政府的特别重视。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

非法越境时间持续了几天，不仅仅再局限于塔城县，周边的裕民、额敏、托里、乌苏、沙湾、和布克塞尔等县也很快被波及到。

到了4月15日，非法越境规模已经迅猛发展壮大，连同伊犁地区下属的各个县市，也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出逃边民。

他们甚至已经不再是秘密越过边境，而是大白天成群结队，携家带口、赶着车辆和牲畜，带着农具以及全部家当，强行穿过边境。

苏联政府则在边境地区进行接应，他们用探照灯、信号弹为这些边民提供方向指引，设立了大量的临时接待站，配备车辆接送，提供食物、药物、帐篷。

让这些“回归祖国”的边民，切实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每一个人都在庆幸，自己来到了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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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很快被上报到中央。

也就是在同一时间，祖农和马尔果夫的申请报告摆进了中央的办公桌上。

他们本可以秘密叛逃的，但却还想着最后的“体面”。

他们明白，事情已经促成，迫于苏联的压力，中央也应该不会将他们怎么样。

毛主席不会在乎两个人的去留，所以不但同意他们的申请，还要欢送他们走，但对于新疆边民外逃事件，主席却是十分重视的。

党中央立刻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希望能平息这一严重事件。

中央指示新疆地方政府，“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要组织政府各级力量深入到边境，对牧民进行耐心的教育和劝阻工作。

要多宣传、解释，稳定群众情绪。

对于那些哄抢国家财产，殴打劝解的干部以及边境军人的不法边民，政府也采取了坚决的打击。

各建设兵团的民兵赶赴边境，进行武装巡逻、稳定社会治安等工作。

同时又委派熟悉新疆工作的赛福鼎.艾则孜同志紧急赶赴新疆，对此事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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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月底，塔城地区的情况得到控制，但伊犁地区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

整个5月，以伊宁县为主的外逃事件还在持续蔓延。

5月29日，在伊犁客运总站，1000多边民聚集，要求乘坐国际公交出境，并且对客运站的设施进行打砸，同时又对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和民警进行殴打。

伊犁州的州长亲自前往现场进行劝说，竟然被这群人劫持，而后他们开始冲击政府大楼，殴打工作人员，破坏办公设施。

其中有大量暴徒手持铁棍、弯刀等武器冲进了伊犁区政府内作乱。

政府内只有少量的警卫战士，面对众多的暴徒，没有得到命令也不敢擅自开枪，只能退守大楼内。

随后建设兵团民兵第四师赶来，也终于等来了上级“果断处置”的命令，警卫战士与民兵相互配合，迅速平息了这场暴乱。

到了5月31日，伊犁的局势迅速得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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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局势得到稳定后，中央又组织当地政府对群众开展教育宣传工作，大力稳定人民情绪。

同时也趁着这次外逃事件，对苏联强烈施压，将苏联在当地的领事馆挤走，彻底查封苏侨协会、商会等祸根机构。

在中国方面的压力下，苏联被迫关闭了驻乌鲁木齐和伊犁的领事馆，伊犁和塔城地区的苏侨会等组织几乎全部被取缔，苏联边境也停止了接送边民的活动。

中国方面则增设边防站，封闭边境，又安排建设兵团在边境开设国营农场，耕种人口流失后留下的荒地。

同时，对于煽动民众外逃、聚众闹事、制造暴乱的犯罪分子，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首犯一律从严，坚决镇压了一批分裂、反革命份子。

对于协从者从宽处理；自首悔过者从轻发落；遭受胁迫者概不追究；

这一招，也彻底的分化了分裂集团。

到了1962年6月，边境几乎再无边民外逃事件发生。

进入8月，边境重新开放，恢复到完全正常的状态。

三.损失巨大

本次边民大规模外逃事件，被称为“伊塔事件”。

高峰期历时近两个月，涉及塔城、伊犁两个地区的十几个县，非法出逃者共计6万余人（后经各项工作，规劝返回约1.3万人。）。

其中塔城地区出逃4-5万人，伊犁地区出逃1.6万人（主要是霍城县，出逃1.5万人，导致该县仅剩下几百人）。

据说有一个小县，当时人口只有三四万人，居民70％都是哈萨克族，这个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全跑了，只剩下一个县长和两名汉族工作人员。

三个人日夜守在县政府内，防止有作乱者来抢劫县政府的财物。

等到建设兵团的民兵赶来支援时，三个人已经三天两夜没有睡觉。

直到民兵将一挺机枪架设在县政府大门口，三个人才倒头大睡，足足睡了一个昼夜。

其他很多县的基层政府机构也陷入瘫痪，总计损失牲畜数十万头，40多万亩土地荒芜。

事件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亿人民币，后续损失无法估量。

（根据当时购买力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计算，1962年的1元，相当于今天至少千倍以上。）

四.出逃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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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至苏联的边民，被分配到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的牧场和农田进行劳动。

在前期，这些人确实是受到苏联政策上的优待的，向他们发放了许多生产资料。

但同时苏联又对这些人充满猜疑，认为他们也不是自己的族类。

据出逃后又返回的人员介绍：大家被分做了三六九等，有苏侨证的为第一等，没有苏侨证但属于哈萨克等原苏联民族的为第二等，有过犯罪记录的为第三等，极少数的那批汉族人为第四等。

（没错，出逃人员中还包括少量崇拜苏联的汉族人，他们的地位待遇还不如有过犯罪记录的。）

一些被划为低等的群体便产生了不满，要求返回中国，苏联当局便与中国交涉，希望接收这一批人。

但中国方面的回复是：要么将全体出逃边民全部遣返，要么就都不要遣返。只遣返一部分，我们不收。

这不能怪中国狠心。

出逃的几万人中，极少数是心甘情愿叛逃的，绝大多数都是被蛊惑诱骗出去的。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性：有奶就是娘。

在中国迷恋苏联的物质生活，到了苏联发觉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就又想着回来。若是哪天听说苏联比这边好了，肯定又要逃。

这样的人，要他们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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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农.太也夫来到苏联后受到重用，在主要人员中挑选骨干，组建了“东方土耳其斯坦运动”，从事分裂中国的工作。

该组织一直到苏联解体前才消亡。

1988年，祖农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病逝，终年69岁。

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也一直在苏联政府部门任职，但并未受到重用。

1991年苏联解体后，马尔果夫迁往土耳其居住，但在那里生活的也十分不如意，仅仅一年后又返回到哈萨克斯坦。

有传言说他曾经给中国通信想回国，但被拒绝。不过此事只是传言，没有确凿证据证明。

1992年，马尔果夫在哈萨克斯坦去世，终年70岁。

PS：当初那些怀揣着美好愿望的边民进入苏联，很快就发现生活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好。

看似富裕强大的苏联，实际上也是物品短缺严重，而且这些人口本来就是苏联骗来充作劳动人口的，他们还需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更为不幸的是，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当地人并不认同他们，也因为他们曾经的中国身份，苏联当局对他们有很多限制，一些有中国军队或者政府工作经历的人，还受到过长时间的监视。

到了苏联末期一直到解体后，苏联的经济状况十分差，这一群人的生活过得并不算富裕。

而反观对面的中国，新疆的少数民族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和优待，而且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力强盛，新疆少数民族的日子过得蒸蒸日上。

那些出逃的人，心理上也是极为不平衡的。

网上常说苏联解体后，大量曾经出逃人员以及后代在边境聚集要求回国，此事并没有证据表明是真实的。

但边境地区，中国这边的日子以及出逃人员集中居住的哈萨克斯坦地区，经济条件是肉眼可见的差距。

毛主席说的话再一次应验，从1962年到苏联解体，正好是30年。

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后悔，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却不是我们中国人关心的了。

因为对我们来说，他们是外国人。